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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輩子很佩服兩個人的學識廣博與精深,很湊巧兩位都來自北京;一位是我已經去世的二姨丈,班上到過我家的人或許見過他,我只有寒暑假回家時才有機會領教他的教誨;另一位就是我打算向諸位介紹的──亞波羅,常偉也認識他。他是我的良師益友,雖然他小我十歲,我卻是打從心裡敬佩他的博學多才。我每個週末早上向他學習唸聖經三個小時,從開始到現在足足有四年,在這不算短的時間裡,也是歷經波折,單單教室就換了五個地方,他說:「只要有人要學,我就教。」他可以開單程四十分鐘高速公路來教,我怎能不去學?況且他在這方面的領受與教導,都是不尋常的,這也是我所要分享的。

我把他blog的文章從簡體改成繁體,稍稍改了一些適應台灣的語法和通俗用詞,原來的網址是 http://blog.sina.com.cn/apollos124。這是他簡介自己和近二十年來片段的經歷與心路歷程,內容正好回應了我早先那篇“未曾回應的話題”,希望同學們能對基督徒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我為什麼成為一名基督徒
*** 亞波羅

(一) 背景与預備

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是那個時代少見的獨生子。我父親是一名工程師,母親是一名藝術家。他們都是正直、勤奮、有事業心、有情趣、愛家的人;我心裡非常敬重他們,雖然他們為人平凡而不完美。

我家是两個文化的匯流。我父親家在祖籍是一個大家族;他的四伯是清朝最後一撥進士,於是就把大排行的幾個弟弟帶到了北京。我爺爺早逝;奶奶也出身望族(她父親曾任北洋大學校長,是翻譯“物理學”一詞的人),自學識字、讀書眾多、富於智慧,但是年輕守寡,只好當親族的管家,辛辛苦苦把两個孩子帶大,雖然家境貧寒,仍有中國傳統儒家士族注重學識和品格的遺風。

我母親家則有完全不同的風格。我外公是一名農村的窮孩子,少年從軍,自學成才,是一名詩人兼将軍;新中國成立後作過軍事學院教授和省政協委員。我外婆則是一名基督徒;她的姑姑曾在傳教士開辦的医院裡作過護士,於是信了耶穌。我母親也上過教會開辦的私立學校。但是我小時候從來没有聽說任何有關基督的教訓。唯一記得的就是外婆在七十年代曾經在我讀《参考消息》的時候對我冒出一句:“聖經預言說:以色列復國,天下大亂。”我當時一頭霧水,但是記在心底。直到信主多年,學了末世論之後,才明白是什麼意思。

我母親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不知道,因為我信主是在她去世以後。但是她一直教育我的是:要好好學習,追求真理,作一個對社會和人民有用的人,因為“知識就是力量”。所以我從小就努力多讀書,想建立一個有穩固根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我追求真理是從閱讀文學著作開始。家藏了一些中外古典名著,從隣居和朋友那裡也能借到一些現代中國文學。小學三年級就讀完了《三國》、《水滸》、《西遊》、《紅楼》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此外最喜愛的还有《東周列國志》、《聊齋志異》、《中國古代神話》、《中國民間故事》、《希臘古代神話》、《安徒生童話全集》、《青春之歌》、《李自成》、《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等等。但是我瀏覽文學的結果是讓我變得越來越悲觀,因為人生若没有一個很高的、達不到的目標,好像就很平庸;然而如果有一個很高的、達不到的目標,那麼就幾乎肯定是一個失敗和悲剧。當時也開始塗抹一些文字和詩歌。但是我發現自己需要刹車,否則可能今天就是一個小顧城(他是中國著名的朦朧派詩人,最後自殺了)。

於是我就轉向研究歷史。通過閱讀《東周列國志》、《三國志》,部分瀏覽《史記》、《資治通鑒》,以及當時能找到的《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等,我的感覺是中國歷史的輝煌時代是在春秋战國。自從秦朝建立大一統宗法專制之後就不再進步,而是大約每二百年一個周期的循環。每個王朝都從清廉和自由開始,到腐敗和残酷結束,中間或許有一個中興。整個中國好像一個低頻震盪的化石一樣,“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聖經傳道書一章9節)。至於世界歷史,因為缺乏知識,我感覺就像打群架,完全没有頭緒。

於是我又轉向研究哲學。從初中就開始約一些同學一同讀馬列原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等。結果是越讀越糊塗。我發現哲學家通常都給出一些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聲稱,但是他們邏輯論理的時候,其大前提假設常常沒給出理由。所以看起來好像解决一些問題,仔細想來又有更多的問題。最後的問題还是是否憑信心接受最大的假設。

那時是要考大學的。我意識到只有在自然科學裡才能找到可靠的真理,於是就考上了當時最紅的理科系,試圖摘取“科學的皇冠”。結果是在學習了七年(本科加研究生)之後,我非常失望。科學的確可以給出可靠的真理,但是局限在可以作實驗的範圍内,其餘的都是理性的推演,可能對可能不對。因此科學的真理都是在比較低層次的範圍内,比如世界如何運轉;但是有關世界為何存在、我們為何存在、我們生命有何意義、何為社會公平和正義、世界的未來走向何方等等較高層次的問題,科學都不能回答,或者說有觀点,但是僅此而已。

至於宗教,因為我們的時代崇尚科學精神,一向認為屬於迷信之類,未曾涉入。我後來看了一本中篇小說《晚霞消逝的時候》,其中提到科學管真、宗教管善、藝術管美,三者缺一不可,對我相當有啟發。但是時機未到,無從著手,就暫且放下。

我上研究所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火熱時期。我們都染上了“愛國主義綜合症”,試圖為中國的未來尋求方向、出謀劃策。我自學了一些經濟學知識,後來与别人合作寫的一篇文章也曾經部分發表在《經濟日報》上,並被傳到高層。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点是所有制的轉變。原來的“國有國管”没有活力,後來的“國有私管”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因為國有資產增值並沒有給管理者帶來任何好處,反而通過花高價買低值,收受回扣,以致國有資產减值,才給管理者帶來個人利益。我們建議把虚名的國有制轉變成具有實名的“國有資產委托人制度”,通過公平競爭和私人資產抵押產生,按照使國有資產增值的程度獎勵性地轉移部分國有資產給他們,(當然减值了就得罰款)。這樣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就會被認為是公開和公平的,而且可以避免國有資產的非法流失。很可惜這個建議没有被完全採納,因為上層認為在國家和企業之間再增加一個層次會降低效率。因此我們雖然有“國有資產管理局”,却没有“國有資產委托人”。其實,如果所有者身份明確,利益与私有者平行,就可以避免許多“潛規則”,不至於使腐敗成為市場經濟必需的潤滑劑;也讓國家可以專心作裁判,而不是同時兼運動員。看來思想的轉變不是一代人的事。

那時除了試圖理解經濟學,也努力参加從合唱團到研究生會的學生活動;曾考慮從政,把自己的一生献給中國的改革事業。幸虧上帝關了門,讓我不得不走另一條路──出國留學。總之,我在中國尋求真理的過程是範圍廣、失望多。那一年發生了我生命中影響最大的三件事:母親突然去世,使得我迅速長大;和高中時的最好朋友結婚,使我從理想主義的男孩變成有現實掛念的男人;幾個月後,就别離愛妻,一個人駛向新大陸。雖然實在捨不得分開,想把她變成一個小人兒揣在兜兒裡帶走,但是没有魔法,也没有簽證,只好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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