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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与開啟
如果說我的理性轉變没有讓我成為一名基督徒，因為這一切都似乎仍是頭腦中的智力遊戲；那麼我接下來的情感轉變則幾乎讓我成為一名基督徒。你會喜歡什麼是因為它和你已經愛的事物相聯繫。當時我心所愛的是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改革的前途。雖然一位英國作家說過：“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後堡壘”，我还要說“愛國是高尚思想的第一步”,因為它讓人尋求自我以上更大的善。
我在國内就“不務正業”，雖然學理科，却自學經濟學和研究改革問題。我們意識到經濟問題聯系到所有制，而後者則与基礎的社會理想，何為公平与正義等概念相關。於是我出國以後繼續探索，閱讀了許多西方思想史及當代社會哲學家的著作（包括一些在國内買了没時間看又帶出去的）。其中對我影響較大的包括麥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資本主義与新教倫理》（Capitalism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s）、約翰•司徒亞特•密勒（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文版）、米爾顿•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选擇》（Free to Choose）、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麥克爾•諾瓦克（Michael Novak）的《民主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當然也免不了翻一些大部頭的經典，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Das Capital）、和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Economics）。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文化在近代迅速發展，以至超越東方文化？中國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和缺乏的因素是什麼？
說不上是具体哪一本書給我的靈感，但是這一年多探索的結果是我認為我發現了現代文明的結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三大概念的流行和實鑑，即自由（Liberty）、正義（Justice）和仁愛（Love）。在一個崇尚自由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尋求如何發展自我。在一個擁有正義的社會裡，沒有人可以藉着傷害别人的利益而獲得；只能藉着使用自己擁有的資本（包括腦力和体力），把原來對人無用的東西變成對人有用的東西，這樣他就創造了財富。財富不是一個“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即有人獲得一定是因為有人失去，這就是“剥削”概念背後的假設）；財富是一個可以從無到有被創造的東西。如果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特長創造財富，然後再自由交換，那麼原來分别只有筆和紙的人就都可以擁有筆和紙。自由加正義把人的自私本性加以約束和利用，使得人只有互益才能自利，形成有效率的進步。但是因為資本傾向於再生，多有的还會再多有，所以社會容易两極分化，除非社會擁有仁愛。當在先的不是壓迫和排斥在後的，而是帮助在後的，社會的進步就不再是部分的，而是整体的。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開始，西方文明就是不断尋求如何把自由、正義和仁愛這三個概念最恰當地理解和應用，結果造成整体的進步，使之超越了東方文化。這些概念當然也就是中國改革缺乏的因素。下面一個問題就是：西方是怎麼把這些概念放在一起的？是碰巧，还是背後有更深的理由？
當我正在崇拜自由等現代理念的時候，我去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仃(Austin)分校開州物理學會年會，看見圖書館上刻着一行字，中文意思是：“你們必曉得真理，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它就像對我說的一樣，撞擊在我心上，回響不已。我就問那位帮我去留學，也帶我去開會的教授，“這話是誰說的？”他說：“是耶穌說的！”（約翰福音八章32節）我又問：“聖經裡还有没有說過其它有關自由這個概念的話？”他說：“我記得好像还有另一句，‘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三章17節）。我的心裡就更像空谷回音，縈縈不絕。於是馬上到圖書館舊書店裡，花了99美分買了一本英文新國際版聖經。一開讀就放不下手，花了近一年時間從頭看到尾。我從來讀不進去中文版聖經，因為雖然每一個字我都認識，但是每一個詞和背後的概念，我都不理解。英文版反正一切都是新的，我倒能讀進去。那時候没有整体性和歷史觀，但是其中的許多話都引起我的共鳴。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西方現代文明中的這些關鍵概念不是源自虚空，背後是因着它的宗教信仰。因為上帝的道德属性是聖潔（Holy）、正義（Just）和慈愛（Merciful），如果社會中信神的人多了，那麼神的聖潔就成為他們的道德標準。當社會的平均道德標準高了，社會就可以有小政府，大自由；因為如果社會中人人都互相欺詐、互相侵害，人們就只好擴大政府職能，减少個人自由，好保證個人的平安。可以說社會中的自由度与平均道德水平成正比；犯罪的自由帶來的是禁錮。當人們仿效神的公義（Righteousness）、實鑑神的正義（Justice），帶來的是人心的正義感（有惡不行）和社會的正義（有惡必罰）。當人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利比書二章5節），熱愛真理、恨惡虚偽、尊重權威、憐恤弱小、赦免罪過、献身示愛，人們自然就有仁愛（希臘文的agape），社會自然就有了博愛（Fraternity）和慈善（Charity）。一個强力形成的現代國家，没有信仰作背景，与現代文明形似神不似，很難平衡和持續發展；反過來，西方如果放棄它文化的根，也會衰落，就像現今正在發生的一樣。我從中國現代化的需要開始，追踪到西方現代文明，又追到基督教信仰和上帝的属性，後者的重要性一個個超越前者，我也一個個把自己的愛從前者延展到後者。
這期間我被邀請去参加來自印尼的唐崇荣牧師的布道會。他講的題目是基於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他解釋說，東方人（以儒道釋三家為代表）一向追求道路，想走正道，不偏左右；但是對於要去哪裡並不明白。与之相反，西方人（從古希臘、古羅馬開始）就一向追求終極真理，只是對於如何達到那裡缺乏知識。耶穌基督生在以色列，世界的地理中心。他對東方人說：你們所追求道路在我這裡；又對西方人說：你們所追求的真理也在我這裡！但是他宣告：更重要的是你們需要到我這裡來得生命，然後其它的一切才有意義。
這話像重槌敲大鐘，在我心中嗡然回響，震得我失去了平衡。當呼召願意信主的人上前來的時候，我有想去的意念，却没有移動的勇氣。當時一定是心跳加快，臉色發白，讓旁邊一個來自香港的信主的同學發現，就硬拉着我下去了。於是我在雲霧中被人按手禱告，被領人進陪談室。路上看見教會裡的同學驚喜地喊着說：“你終於信主啦！”我却自言自語地問：“什麼是信主？”最後我在回應表上打勾的是：“有興趣，願意更多了解”。
這一年我發生了一個情感的轉變，從討厭基督教的崇拜儀式變成仰慕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和其文化影響。但是我愛的是基督教，不是基督。如果那時我打勾說自己信主了，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名義上的或“文化基督徒”，並没有重生得救。我的頑固，使得神必須用更重的手。
如果說我的理性轉變没有讓我成為一名基督徒，因為這一切都似乎仍是頭腦中的智力遊戲；那麼我接下來的情感轉變則幾乎讓我成為一名基督徒。你會喜歡什麼是因為它和你已經愛的事物相聯繫。當時我心所愛的是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改革的前途。雖然一位英國作家說過：“愛國主義是無賴的最後堡壘”，我还要說“愛國是高尚思想的第一步”,因為它讓人尋求自我以上更大的善。
我在國内就“不務正業”，雖然學理科，却自學經濟學和研究改革問題。我們意識到經濟問題聯系到所有制，而後者則与基礎的社會理想，何為公平与正義等概念相關。於是我出國以後繼續探索，閱讀了許多西方思想史及當代社會哲學家的著作（包括一些在國内買了没時間看又帶出去的）。其中對我影響較大的包括麥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資本主義与新教倫理》（Capitalism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s）、約翰•司徒亞特•密勒（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文版）、米爾顿•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选擇》（Free to Choose）、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麥克爾•諾瓦克（Michael Novak）的《民主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當然也免不了翻一些大部頭的經典，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Das Capital）、和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濟學》（Economics）。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文化在近代迅速發展，以至超越東方文化？中國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和缺乏的因素是什麼？
說不上是具体哪一本書給我的靈感，但是這一年多探索的結果是我認為我發現了現代文明的結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三大概念的流行和實鑑，即自由（Liberty）、正義（Justice）和仁愛（Love）。在一個崇尚自由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可以尋求如何發展自我。在一個擁有正義的社會裡，沒有人可以藉着傷害别人的利益而獲得；只能藉着使用自己擁有的資本（包括腦力和体力），把原來對人無用的東西變成對人有用的東西，這樣他就創造了財富。財富不是一個“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即有人獲得一定是因為有人失去，這就是“剥削”概念背後的假設）；財富是一個可以從無到有被創造的東西。如果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特長創造財富，然後再自由交換，那麼原來分别只有筆和紙的人就都可以擁有筆和紙。自由加正義把人的自私本性加以約束和利用，使得人只有互益才能自利，形成有效率的進步。但是因為資本傾向於再生，多有的还會再多有，所以社會容易两極分化，除非社會擁有仁愛。當在先的不是壓迫和排斥在後的，而是帮助在後的，社會的進步就不再是部分的，而是整体的。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開始，西方文明就是不断尋求如何把自由、正義和仁愛這三個概念最恰當地理解和應用，結果造成整体的進步，使之超越了東方文化。這些概念當然也就是中國改革缺乏的因素。下面一個問題就是：西方是怎麼把這些概念放在一起的？是碰巧，还是背後有更深的理由？
當我正在崇拜自由等現代理念的時候，我去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仃(Austin)分校開州物理學會年會，看見圖書館上刻着一行字，中文意思是：“你們必曉得真理，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它就像對我說的一樣，撞擊在我心上，回響不已。我就問那位帮我去留學，也帶我去開會的教授，“這話是誰說的？”他說：“是耶穌說的！”（約翰福音八章32節）我又問：“聖經裡还有没有說過其它有關自由這個概念的話？”他說：“我記得好像还有另一句，‘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三章17節）。我的心裡就更像空谷回音，縈縈不絕。於是馬上到圖書館舊書店裡，花了99美分買了一本英文新國際版聖經。一開讀就放不下手，花了近一年時間從頭看到尾。我從來讀不進去中文版聖經，因為雖然每一個字我都認識，但是每一個詞和背後的概念，我都不理解。英文版反正一切都是新的，我倒能讀進去。那時候没有整体性和歷史觀，但是其中的許多話都引起我的共鳴。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西方現代文明中的這些關鍵概念不是源自虚空，背後是因着它的宗教信仰。因為上帝的道德属性是聖潔（Holy）、正義（Just）和慈愛（Merciful），如果社會中信神的人多了，那麼神的聖潔就成為他們的道德標準。當社會的平均道德標準高了，社會就可以有小政府，大自由；因為如果社會中人人都互相欺詐、互相侵害，人們就只好擴大政府職能，减少個人自由，好保證個人的平安。可以說社會中的自由度与平均道德水平成正比；犯罪的自由帶來的是禁錮。當人們仿效神的公義（Righteousness）、實鑑神的正義（Justice），帶來的是人心的正義感（有惡不行）和社會的正義（有惡必罰）。當人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利比書二章5節），熱愛真理、恨惡虚偽、尊重權威、憐恤弱小、赦免罪過、献身示愛，人們自然就有仁愛（希臘文的agape），社會自然就有了博愛（Fraternity）和慈善（Charity）。一個强力形成的現代國家，没有信仰作背景，与現代文明形似神不似，很難平衡和持續發展；反過來，西方如果放棄它文化的根，也會衰落，就像現今正在發生的一樣。我從中國現代化的需要開始，追踪到西方現代文明，又追到基督教信仰和上帝的属性，後者的重要性一個個超越前者，我也一個個把自己的愛從前者延展到後者。
這期間我被邀請去参加來自印尼的唐崇荣牧師的布道會。他講的題目是基於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他解釋說，東方人（以儒道釋三家為代表）一向追求道路，想走正道，不偏左右；但是對於要去哪裡並不明白。与之相反，西方人（從古希臘、古羅馬開始）就一向追求終極真理，只是對於如何達到那裡缺乏知識。耶穌基督生在以色列，世界的地理中心。他對東方人說：你們所追求道路在我這裡；又對西方人說：你們所追求的真理也在我這裡！但是他宣告：更重要的是你們需要到我這裡來得生命，然後其它的一切才有意義。
這話像重槌敲大鐘，在我心中嗡然回響，震得我失去了平衡。當呼召願意信主的人上前來的時候，我有想去的意念，却没有移動的勇氣。當時一定是心跳加快，臉色發白，讓旁邊一個來自香港的信主的同學發現，就硬拉着我下去了。於是我在雲霧中被人按手禱告，被領人進陪談室。路上看見教會裡的同學驚喜地喊着說：“你終於信主啦！”我却自言自語地問：“什麼是信主？”最後我在回應表上打勾的是：“有興趣，願意更多了解”。
這一年我發生了一個情感的轉變，從討厭基督教的崇拜儀式變成仰慕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和其文化影響。但是我愛的是基督教，不是基督。如果那時我打勾說自己信主了，我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名義上的或“文化基督徒”，並没有重生得救。我的頑固，使得神必須用更重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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