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今天讀了王文華在聯合新聞網裡寫的《向下開的櫻花／9》。
是一篇生活雜感，從一齣電影說起，隨著思流，想到哪裡也寫到哪裡的一篇短文。作者足足小我們18歲，出生於我們大一那年，他不像我們念理工出身的，也不是任職科技業的；但是他對生活的感觸，對生命的反省，思想的起伏，跟我們這群人是如此的相似；一代的時距，難道會沒有產生足夠大的差異嗎？
《向下開的櫻花／9》【聯合報╱王文華】
…
第一次對「9」有感覺，是9歲時看恐怖片《天魔》（The Omen）。別以為它只是一般恐怖片，男主角可是影帝葛雷哥萊畢克。他飾演美國駐義大利大使，發現領養的兒子竟然是撒旦。而發現的方式，是看到兒子髮下的頭皮上有著「999」的胎記。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999」，而是「666」。《新約‧啟示錄》第13章第18節說，「666」是怪獸的代號。當年沒有分級制度，九歲小孩可以看《天魔》。但當年有嚴格的電檢尺度，不符合道德的片段統統要剪。影片最後，好人葛雷哥萊畢克被槍殺，天魔勝利。美國總統牽著天魔的手，天魔轉頭對世界露出邪惡的微笑。但在那「邪不勝正」的時代，電影怎麼能有這種結局！所以，新聞局把最後三分鐘都剪掉，影片結束在：射殺好人的子彈飛出槍膛的那一剎那。這個沒頭沒腦的結局，反而加深了我對片子的興趣。我又跑去看了好幾遍，「999」和「666」，從此深植我心。
「新聞局版的結局」給我的另一個影響，是讓我體會到「少即是多」的道理。
不過，這一點當下並不了解，三十年後才有體會。
******************
1976年對大多數的同學來說，是個動盪的年頭，畢業後的第四年。對於先服完兵役的，是工作的第二年，或者是碩士班的第二年。我記得那時在中山科技院，居然聚集了十位班上的同學。那一年我正醞釀著離開沒有前途的崗位，辭職或者調職，在中山主動要調職是很難的，所以要有離職的打算；我是在那年訂婚的。
一個九歲的小孩，如果會去看當年版一輪電影院的《天魔》(恐怖片)，大多是父母或大哥哥帶著去看的。如果是獨自一人或跟著同學去欣賞，就跟我們這一代有明顯的差異。
在大學和當兵的日子，如果沒有好的影片，但是又無聊到必須到電影院去打發時間時，穿插有色情或性感暴露鏡頭的X片遠比恐怖片受歡迎。那時沒有人會期待電檢處的剪下留情，而是盼望著電影院會私下接回去。至於一些所謂的壞人終必得到制裁，或法網恢恢等狗尾續貂，企圖更改情節以免敗壞社會道德的舉動，我們都會體諒電檢處大爺們的沒有智慧的苦心，只是我們好像不會怪罪到上級單位新聞局的頭上。
******************
【少掉的那個人】
九歲的小孩除了看恐怖片，也要上學。
小學三年級，開始背《唐詩三百首》。那些字背得滾瓜爛熟，串成句子卻不是很懂。九歲小孩，怎麼懂得「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絕望？或是「繞船明月江水寒」的惘然？當時背的詩中，比較懂的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維寫的是：九九重陽遊子不能回家團聚。我當時不曾離家，會喜歡這首，純粹是因為在月餅廣告中常聽到第二句，於是整首詩比較好背。很多年後，我離家到美國求學，才約略了解詩中被遺棄，甚至自我放逐的感覺。
******************
在我們初一(他們的國中一年級)的國文課裡，杜甫的《春望》是我們學習的第一首古詩，我們也不需要去背《唐詩三百首》。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背，但是沒有人敢來考我們，因為這不在聯考的範圍裡。
我記得老婆鄰居小學一年級的雙生兄妹，經常被要求在生人面前背《唐詩三百首》，這很像我們隔壁的三歲小女孩唱鄧麗君的流行歌曲一樣；我認為都是大人拿來做炫耀的不智之舉，因為對小孩子來講，花了很多的時間在不太實用的學習上。如果像王文華那時的全台灣的小學三年級學生，都被要求背《唐詩三百首》，是很浪費小孩子心力的可惡的舉動。
我們當年的國文課本，只有一種版本，就是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好像到了1999年(我1979年出國了，不太清楚)才開放民間中小學教科用書印行，有百花齊放的各種版本，在聯考的壓力下，要求背《唐詩三百首》就可以被理解了。
在美國的教育系統下，他們認為數學是可以提早學習和跳級的，但是其他的人文社會科系，因為心智成熟的限制，他們很少鼓勵提早去學習。很多天才兒童到後來出現缺陷，證明他們的考慮是正確的。
******************
【「絕對」的人生】
當時背唐詩，不是為了吸取人生智慧，而是應付考試。我很用功，每次都能夠考個九十幾分。可是，每次發考卷，當我看到那紅色簽字筆寫的「9」時，我失望至極，那紅色墨水，彷彿直接從我的心臟中流出來。爸媽安慰我：「考得很好啊！差5分就滿分了。」但我總是垂頭喪氣，否定自己所有的價值。當時的我堅信：多就是好！100分是常態，沒有100分就算失常。為了得到滿分，我總是用橡皮擦了又擦，寫完後檢查又檢查。不止我這麼神經質，在那個大學錄取率是10%的年代，每一個學生，都在為「滿分」、「榜首」、「第一志願」、「明星學校」鑽牛角尖。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如此之高，哪怕是錯一題（而且，還是那種不考知識考細心的陷阱題），都覺得是世界末日。我們對別人是如此恐懼，明明考得很好，卻要虛偽地跟同學說：自己考得很糟。
會這樣，是因為我們認為：人生是「絕對」的。不是對，就是錯。不是滿分，就算考壞。對於如此著迷於100的我們，人生是一場「零和」遊戲。面對別人，我贏，就是別人輸，別人贏，就是我輸。面對自己，我沒有贏就算輸，爸媽說：「只要跟自己比就好」，是說給沒實力跟別人比的人聽的。我這樣受完了大學教育，認識了一群跟我一樣在「零和」遊戲中被稱為「贏家」的人。當時，我們意興風發，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優越感，打從心底相信：我們是被上天賦予特殊使命的菁英。
畢業二十年後，回頭看這群「菁英」，才了解到我們不但沒有被賦予特殊使命，而「絕對」的人生觀讓我們比其他人缺乏彈性。同學中有人自殺了，有人用不快樂的工作和婚姻慢慢謀殺自己。有人頂著漂亮的公司和頭銜，每天重複發送和回覆類似的e-mail，自己也清楚對公司和經濟都沒有任何貢獻。有人反過頭來唾棄主流價值，但也無法替自己或別人提出替代方案。有人失眠，有人失業，那100分的求學過程，並沒有讓我們對人生有更清楚的解答。我們，和大家都一樣。
******************
王文華到了30歲後期，才看破了對於100分的迷思；對於這一點，我比他幸運多了，在12歲聯考完，上了明星初中以後，在一個排著隊，準備去升旗典禮的早上，我領悟到拼命考100分，要當第一名的心態，實在很無聊；因為在我們班上有很多的各個學校來的班長，很多第一名，而且還繼續念以前念過的地理，歷史(只是更詳盡一點)，如果唸書學習只是為了要應付考試再考試，也是很沒有意義。
我自小從未以競爭的想法來考100分或得第一名，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所以並沒有覺得誰是我的對手。在初一看破紅塵以前也真是沒有對手，以後一直都抱著老美的計算法，不管是做功課或打球，甚至以後經營事業，只要做到top 90%就可以了，總是給自己保留了可以進步的空間(明知可以而不為)。這樣的自我要求，也使得自己一輩子過得輕鬆愉快。
******************
【3.67 %】
也許解答，並不在書本中。去美國念書時，我迷上棒球。老球迷一句話打動了我：「每一年，大聯盟每支球隊要打162場。你注定輸54場，注定贏54場。大家在拚的，其實是那剩下的54場。」（去年洋基隊贏得大聯盟冠軍，贏了103場，輸了59場。）什麼？注定輸54場？那不就代表，不需要100分？ 為了澄清疑慮，我去搜尋大聯盟一世紀以來，終生平均打擊率最高的球員。他是泰‧可普（Ty Cobb），從1905年打到1928年，最後在底特律老虎隊退休。他的終身平均打擊率是…… 0.367。三成六七，代表著他十次上場，也只有不到四次的安打，其他六次，也要黯然下台。大聯盟有史以來的打擊王，成績也只有3.67，甭說沒有10，連9都差得很遠。
【「相對」的人生】
看多了球場和職場的比賽，我慢慢懂得：人生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在球場上，洋基隊得冠軍，不是因為它天下無敵，而是因為它輸得比較少，而且輸對了地方。在職場上，我當上總經理，並不是因為我的優點最多，而是因為我的缺點最少，而老闆剛好不在意這些缺點。人生，當然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遊戲，但也有皆大歡喜的場景。我爬山的快樂，不會因為你也來爬就減少。我婚姻幸福，不會因為你婚姻也幸福而減少。除非我們倆娶的是同一個女人，但這樣的機率畢竟不高。
三十歲後期，我破除了對「10」，甚至「9」的迷信。不追求完美，並不代表我就自甘墮落。我對於工作和生活仍有標準，但那把尺已經不是社會的大尺，而是符合我的個性、興趣、能力的小尺。如果用社會的大尺，郭台銘的財富是10，我是小數點後好幾位。但如果用自己的小尺，以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已經有了7。我心中還是「有數」，但已經不是那個公定數字。這樣想，10對我來說，不再那麼大不了，也不再那麼達不到。
******************
關於作者長大以後對於工作態度和人生的看法，我基本上是贊同的。只是對於所謂人生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我覺得我的定義剛好和他相反。
他認為把一場一場考試的競爭，一場一場比賽的輸贏，把財富的追求和郭台銘來相比稱為是「絕對」的人生，而把認識自己的個性、興趣、能力以後，過一個有留白的生活叫做「相對」的人生；我認為前者是短視，不識大體的「相對」人生，因為是相對的因競爭對象而活。當競爭的目的達到了，或競爭的對手消失了，生活的目的也相對的不見了，這種人生經常會有虛幻和失落感。
只有了解自己的需要，有自己人生的目的，這才是久久長遠的「絕對」的人生。這是我自己的定義。
******************
【完美在於留白】
擺脫了「10」的枷鎖，受惠的除了自己，還有身旁的人。追求10的人，自己累，朋友家人員工更累。因為，再怎麼努力，在他眼中都只有1。
我繞了好多圈圈，才放下對別人的要求和期待。不再用「因為我愛你」、「我是為你好」等字眼，來掩飾我對別人的壓迫。找員工、朋友、愛人都一樣，你很難把對方「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你只能在一開始，選一個合適的對象。選人，就像擲骰子，擲到幾就是幾。你很難把1，變成6。很難把123，變成一對豹子。
放下「10」的迷思，我少了偏執，多了仁慈。對別人，對自己，也對時間。我不再像二十歲，要把生活過到「客滿」的地步。我關機、開門，讓厚重如西洋油畫的時間表，多一點中國山水的留白。時間，就像吃飯。九分飽，餘韻無窮。十分飽，只覺得自己很窮。
【舊片重拍】
《天魔》上演三十年後，好萊塢重拍了這部恐怖片。時代變了，新版本中，最後天魔贏得勝利，沒有被剪，也沒有人大驚小怪。也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只是電影，現實中並沒有天魔。也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點點天魔的本性，而隨著年齡增長，慢慢體會到：有時候，魔鬼是會勝利的。
三十年後看完整版，卻覺得這樣交代清楚的結局太膩。反倒懷念當年新聞局誤打誤撞的結局，那顆子彈到底打中了誰？好人？天魔？沒有露臉的鬼，往往最恐怖。沒有點破的結局，往往最雋永。很多事情的最佳狀態是點到為止，不需要push到10。
當年紀到了好萊塢已經重拍你小時候看過的電影，應該要學會一些東西了。我學會放過別人和自己，多給彼此一些餘地。當事情到了「9」，就停下來。不要急，不要push。為了那剩下的「1」所付出的心力，並不值得。達到「10」之後，往往剩下空虛。不完美，才是活下去的動力。
今天是民國99年9月9日，在不完美的日子，我開始默默地把自己舊片重拍，把生活，騰出更多留白。至於，最後的結局是好人或壞人勝利，不重要了。就讓子彈，永遠停在空中吧。
是一篇生活雜感，從一齣電影說起，隨著思流，想到哪裡也寫到哪裡的一篇短文。作者足足小我們18歲，出生於我們大一那年，他不像我們念理工出身的，也不是任職科技業的；但是他對生活的感觸，對生命的反省，思想的起伏，跟我們這群人是如此的相似；一代的時距，難道會沒有產生足夠大的差異嗎？《向下開的櫻花／9》【聯合報╱王文華】
…
第一次對「9」有感覺，是9歲時看恐怖片《天魔》（The Omen）。別以為它只是一般恐怖片，男主角可是影帝葛雷哥萊畢克。他飾演美國駐義大利大使，發現領養的兒子竟然是撒旦。而發現的方式，是看到兒子髮下的頭皮上有著「999」的胎記。後來，我才知道那不是「999」，而是「666」。《新約‧啟示錄》第13章第18節說，「666」是怪獸的代號。當年沒有分級制度，九歲小孩可以看《天魔》。但當年有嚴格的電檢尺度，不符合道德的片段統統要剪。影片最後，好人葛雷哥萊畢克被槍殺，天魔勝利。美國總統牽著天魔的手，天魔轉頭對世界露出邪惡的微笑。但在那「邪不勝正」的時代，電影怎麼能有這種結局！所以，新聞局把最後三分鐘都剪掉，影片結束在：射殺好人的子彈飛出槍膛的那一剎那。這個沒頭沒腦的結局，反而加深了我對片子的興趣。我又跑去看了好幾遍，「999」和「666」，從此深植我心。
「新聞局版的結局」給我的另一個影響，是讓我體會到「少即是多」的道理。
不過，這一點當下並不了解，三十年後才有體會。
******************
1976年對大多數的同學來說，是個動盪的年頭，畢業後的第四年。對於先服完兵役的，是工作的第二年，或者是碩士班的第二年。我記得那時在中山科技院，居然聚集了十位班上的同學。那一年我正醞釀著離開沒有前途的崗位，辭職或者調職，在中山主動要調職是很難的，所以要有離職的打算；我是在那年訂婚的。
一個九歲的小孩，如果會去看當年版一輪電影院的《天魔》(恐怖片)，大多是父母或大哥哥帶著去看的。如果是獨自一人或跟著同學去欣賞，就跟我們這一代有明顯的差異。
在大學和當兵的日子，如果沒有好的影片，但是又無聊到必須到電影院去打發時間時，穿插有色情或性感暴露鏡頭的X片遠比恐怖片受歡迎。那時沒有人會期待電檢處的剪下留情，而是盼望著電影院會私下接回去。至於一些所謂的壞人終必得到制裁，或法網恢恢等狗尾續貂，企圖更改情節以免敗壞社會道德的舉動，我們都會體諒電檢處大爺們的沒有智慧的苦心，只是我們好像不會怪罪到上級單位新聞局的頭上。
******************
【少掉的那個人】
九歲的小孩除了看恐怖片，也要上學。
小學三年級，開始背《唐詩三百首》。那些字背得滾瓜爛熟，串成句子卻不是很懂。九歲小孩，怎麼懂得「蠟炬成灰淚始乾」的絕望？或是「繞船明月江水寒」的惘然？當時背的詩中，比較懂的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維寫的是：九九重陽遊子不能回家團聚。我當時不曾離家，會喜歡這首，純粹是因為在月餅廣告中常聽到第二句，於是整首詩比較好背。很多年後，我離家到美國求學，才約略了解詩中被遺棄，甚至自我放逐的感覺。
******************
在我們初一(他們的國中一年級)的國文課裡，杜甫的《春望》是我們學習的第一首古詩，我們也不需要去背《唐詩三百首》。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背，但是沒有人敢來考我們，因為這不在聯考的範圍裡。
我記得老婆鄰居小學一年級的雙生兄妹，經常被要求在生人面前背《唐詩三百首》，這很像我們隔壁的三歲小女孩唱鄧麗君的流行歌曲一樣；我認為都是大人拿來做炫耀的不智之舉，因為對小孩子來講，花了很多的時間在不太實用的學習上。如果像王文華那時的全台灣的小學三年級學生，都被要求背《唐詩三百首》，是很浪費小孩子心力的可惡的舉動。
我們當年的國文課本，只有一種版本，就是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好像到了1999年(我1979年出國了，不太清楚)才開放民間中小學教科用書印行，有百花齊放的各種版本，在聯考的壓力下，要求背《唐詩三百首》就可以被理解了。
在美國的教育系統下，他們認為數學是可以提早學習和跳級的，但是其他的人文社會科系，因為心智成熟的限制，他們很少鼓勵提早去學習。很多天才兒童到後來出現缺陷，證明他們的考慮是正確的。
******************
【「絕對」的人生】
當時背唐詩，不是為了吸取人生智慧，而是應付考試。我很用功，每次都能夠考個九十幾分。可是，每次發考卷，當我看到那紅色簽字筆寫的「9」時，我失望至極，那紅色墨水，彷彿直接從我的心臟中流出來。爸媽安慰我：「考得很好啊！差5分就滿分了。」但我總是垂頭喪氣，否定自己所有的價值。當時的我堅信：多就是好！100分是常態，沒有100分就算失常。為了得到滿分，我總是用橡皮擦了又擦，寫完後檢查又檢查。不止我這麼神經質，在那個大學錄取率是10%的年代，每一個學生，都在為「滿分」、「榜首」、「第一志願」、「明星學校」鑽牛角尖。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如此之高，哪怕是錯一題（而且，還是那種不考知識考細心的陷阱題），都覺得是世界末日。我們對別人是如此恐懼，明明考得很好，卻要虛偽地跟同學說：自己考得很糟。
會這樣，是因為我們認為：人生是「絕對」的。不是對，就是錯。不是滿分，就算考壞。對於如此著迷於100的我們，人生是一場「零和」遊戲。面對別人，我贏，就是別人輸，別人贏，就是我輸。面對自己，我沒有贏就算輸，爸媽說：「只要跟自己比就好」，是說給沒實力跟別人比的人聽的。我這樣受完了大學教育，認識了一群跟我一樣在「零和」遊戲中被稱為「贏家」的人。當時，我們意興風發，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優越感，打從心底相信：我們是被上天賦予特殊使命的菁英。
畢業二十年後，回頭看這群「菁英」，才了解到我們不但沒有被賦予特殊使命，而「絕對」的人生觀讓我們比其他人缺乏彈性。同學中有人自殺了，有人用不快樂的工作和婚姻慢慢謀殺自己。有人頂著漂亮的公司和頭銜，每天重複發送和回覆類似的e-mail，自己也清楚對公司和經濟都沒有任何貢獻。有人反過頭來唾棄主流價值，但也無法替自己或別人提出替代方案。有人失眠，有人失業，那100分的求學過程，並沒有讓我們對人生有更清楚的解答。我們，和大家都一樣。
******************
王文華到了30歲後期，才看破了對於100分的迷思；對於這一點，我比他幸運多了，在12歲聯考完，上了明星初中以後，在一個排著隊，準備去升旗典禮的早上，我領悟到拼命考100分，要當第一名的心態，實在很無聊；因為在我們班上有很多的各個學校來的班長，很多第一名，而且還繼續念以前念過的地理，歷史(只是更詳盡一點)，如果唸書學習只是為了要應付考試再考試，也是很沒有意義。
我自小從未以競爭的想法來考100分或得第一名，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所以並沒有覺得誰是我的對手。在初一看破紅塵以前也真是沒有對手，以後一直都抱著老美的計算法，不管是做功課或打球，甚至以後經營事業，只要做到top 90%就可以了，總是給自己保留了可以進步的空間(明知可以而不為)。這樣的自我要求，也使得自己一輩子過得輕鬆愉快。
******************
【3.67 %】
也許解答，並不在書本中。去美國念書時，我迷上棒球。老球迷一句話打動了我：「每一年，大聯盟每支球隊要打162場。你注定輸54場，注定贏54場。大家在拚的，其實是那剩下的54場。」（去年洋基隊贏得大聯盟冠軍，贏了103場，輸了59場。）什麼？注定輸54場？那不就代表，不需要100分？ 為了澄清疑慮，我去搜尋大聯盟一世紀以來，終生平均打擊率最高的球員。他是泰‧可普（Ty Cobb），從1905年打到1928年，最後在底特律老虎隊退休。他的終身平均打擊率是…… 0.367。三成六七，代表著他十次上場，也只有不到四次的安打，其他六次，也要黯然下台。大聯盟有史以來的打擊王，成績也只有3.67，甭說沒有10，連9都差得很遠。
【「相對」的人生】
看多了球場和職場的比賽，我慢慢懂得：人生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在球場上，洋基隊得冠軍，不是因為它天下無敵，而是因為它輸得比較少，而且輸對了地方。在職場上，我當上總經理，並不是因為我的優點最多，而是因為我的缺點最少，而老闆剛好不在意這些缺點。人生，當然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遊戲，但也有皆大歡喜的場景。我爬山的快樂，不會因為你也來爬就減少。我婚姻幸福，不會因為你婚姻也幸福而減少。除非我們倆娶的是同一個女人，但這樣的機率畢竟不高。
三十歲後期，我破除了對「10」，甚至「9」的迷信。不追求完美，並不代表我就自甘墮落。我對於工作和生活仍有標準，但那把尺已經不是社會的大尺，而是符合我的個性、興趣、能力的小尺。如果用社會的大尺，郭台銘的財富是10，我是小數點後好幾位。但如果用自己的小尺，以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已經有了7。我心中還是「有數」，但已經不是那個公定數字。這樣想，10對我來說，不再那麼大不了，也不再那麼達不到。
******************
關於作者長大以後對於工作態度和人生的看法，我基本上是贊同的。只是對於所謂人生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我覺得我的定義剛好和他相反。
他認為把一場一場考試的競爭，一場一場比賽的輸贏，把財富的追求和郭台銘來相比稱為是「絕對」的人生，而把認識自己的個性、興趣、能力以後，過一個有留白的生活叫做「相對」的人生；我認為前者是短視，不識大體的「相對」人生，因為是相對的因競爭對象而活。當競爭的目的達到了，或競爭的對手消失了，生活的目的也相對的不見了，這種人生經常會有虛幻和失落感。
只有了解自己的需要，有自己人生的目的，這才是久久長遠的「絕對」的人生。這是我自己的定義。
******************
【完美在於留白】
擺脫了「10」的枷鎖，受惠的除了自己，還有身旁的人。追求10的人，自己累，朋友家人員工更累。因為，再怎麼努力，在他眼中都只有1。
我繞了好多圈圈，才放下對別人的要求和期待。不再用「因為我愛你」、「我是為你好」等字眼，來掩飾我對別人的壓迫。找員工、朋友、愛人都一樣，你很難把對方「改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你只能在一開始，選一個合適的對象。選人，就像擲骰子，擲到幾就是幾。你很難把1，變成6。很難把123，變成一對豹子。
放下「10」的迷思，我少了偏執，多了仁慈。對別人，對自己，也對時間。我不再像二十歲，要把生活過到「客滿」的地步。我關機、開門，讓厚重如西洋油畫的時間表，多一點中國山水的留白。時間，就像吃飯。九分飽，餘韻無窮。十分飽，只覺得自己很窮。
【舊片重拍】
《天魔》上演三十年後，好萊塢重拍了這部恐怖片。時代變了，新版本中，最後天魔贏得勝利，沒有被剪，也沒有人大驚小怪。也許是因為，我們知道那只是電影，現實中並沒有天魔。也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點點天魔的本性，而隨著年齡增長，慢慢體會到：有時候，魔鬼是會勝利的。
三十年後看完整版，卻覺得這樣交代清楚的結局太膩。反倒懷念當年新聞局誤打誤撞的結局，那顆子彈到底打中了誰？好人？天魔？沒有露臉的鬼，往往最恐怖。沒有點破的結局，往往最雋永。很多事情的最佳狀態是點到為止，不需要push到10。
當年紀到了好萊塢已經重拍你小時候看過的電影，應該要學會一些東西了。我學會放過別人和自己，多給彼此一些餘地。當事情到了「9」，就停下來。不要急，不要push。為了那剩下的「1」所付出的心力，並不值得。達到「10」之後，往往剩下空虛。不完美，才是活下去的動力。
今天是民國99年9月9日，在不完美的日子，我開始默默地把自己舊片重拍，把生活，騰出更多留白。至於，最後的結局是好人或壞人勝利，不重要了。就讓子彈，永遠停在空中吧。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