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我的父親出生在嘉義市，一個富有但不是常態的家庭。我的祖父個子矮小，是個蓋廟宇、戲院的建商builder。我父親告訴我，那個專演歌仔戲─那個時候叫做大戲─的國民戲院，有為他們家人保留的座位。我的祖母身材高大，是遊走在台南市、嘉義市兩地的走單幫販賣珠寶的女士。她有七個女兒，最後嫁給我的祖父，在高齡時生下了唯一的寶貝兒子。我們後來在台南市待了十年，祖母早年對我父親的影響可能是個淵源。
從父親不時稱讚母親字正腔圓的日本口音，我知道他不像母親念日本人專屬的小學校，而是一般人可以去念的公學校，這是他引以為憾的事情之一。他畢業於嘉義高中，是吳老闆，賴本來等人的學長。他是那時嘉中的網球校隊，據說曾經打敗稱霸一時的嘉農。沒有考上醫學院預科，也跑到日本鬼混(補習再考)幾年。我曾經問他為什麼沒有被日本人抓去當兵？他說堂堂義勇消防隊大隊長是不用去當兵的。我沒有再追問這個隊長的名號是怎麼得來的。我那時都懷疑他可能沒念過書，不過我在翻箱倒櫃時找到了他的高中學生照，雖然不怎麼像，不過大舅舅(也是嘉中畢業)也尊稱他“先輩”，所以我那時幼小的心靈也就承認了他的學歷。台灣光復後，他到台北，進了延平大學(謝謝Hank的超凡記憶)，讀經濟系，他總三不五時的拿出那本原文書朗讀幾段讓我們瞧一瞧。後來因為二二八事變，學校被封了，他回家，忙著娶親，從此就與書本絕緣了。他三十歲結婚，母親小他十歲。
我六歲以前對我的父親只有間接朦朧的印象；我知道他經常不在家，我知道他給我買了一架大的模型飛機，還有大頭黑皮鞋。這些屬於富裕的家庭的記憶。在六歲時家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對我直接的衝擊就是母親把我從幼稚園領回家，告訴我：「我們沒有錢付學費和牛奶點心費。」她告訴我，她要在家裡自己教導我。父親開的紙廠倒閉了，家裡成了赤貧，從此母親為了生活費和我們的讀書費用成天的張羅與發愁。
父親也是非常努力的打拼來撫養一家人，不過他的經歷，我看來只有老蔣抗日時所謂的“轉進”可以比擬。他開始以作山產起家(當然是祖父的老本)，交付日本軍方掃把等等軍需品，也賣給紙廠纖維原料。紙廠欠錢不還，所以他拿紙張抵帳，開起紙行，後來乾脆自己在台中大肚蓋個自己的紙廠，開始動工時就周轉不靈，倒閉了。後來在一家紙行當外務員，我們搬到台南後，他找人做染紙加工，到全省各處賣香燭紅紙和日曆紙。我記得八七水災，很多紙廠淹水，他專收浸了水的紙，我們把黏在一起的紙一張張分開，再送去染成有顏色的包裝紙或鞭炮紙(辛苦血汗錢)。
我的父親自許是個讀書人，所以他賣了東西後不好意思跟人家收帳，經常到人家店裡東扯西扯老半天，等人家自動把支票開給他。等我上了初中，平常台南市裡的顧客，他要我送貨收帳，暑假時還要陪他全省走透透。我最北到蘇澳，最南到恆春，只有花東沒有去過。
他賣紙給鞭炮工廠，人家欠錢不還，所以他在湖口也弄了一家小鞭炮工廠，那時我已經進了交大。後來有另一家鞭炮廠炸得血肉橫飛，夷成平地，他才死了心。
中東六日戰爭後第一次石油危機，萬物飛漲，母親很高興的告訴我：「家裡陳年堆積的爛紙都被搶光了，連被白蟻從上吃到下的都有人要。」父親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了，所以退休了，我們也搬回嘉義，住在二姨的公園後面的連棟洋房，當二姨的房客。父親把一些錢在附近買了一小塊地，也不再奔波了。
論到父親的學歷、經歷、家境和才智，的確有很多的優點，再加上他的吃苦耐勞，照理說來，應該有很大的成就，到底是哪一根筋沒有鎖緊？這就是我最大的課題，我總是懷疑他在高中時害了一場病，害了類似過動兒注意力缺損過動症，虧損了他所具有的優勢。
父親已經去世了，我可以說他是個很愛我的母親，對這個家庭很盡力付出的父親，雖然我總是跟他的意見相左，但是我了解他的出發點也是出於愛。當安養院裡的人一個個的來和他告別時，我才知道他還是滿有人緣的。
**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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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還沒有開口以前，我大致可以知道你要說什麼，我需要先給你們補充一些消息：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ADHD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注意力不足過動障礙症, 合併注意力不集中的表徵與過動衝動的表徵，是一種複合型的疾病。特徵是注意力不集中而容易分心，過動而無法靜坐，任何時候都難以專注於某事。 目前在全世界影響數以百萬計的兒童及成人。學齡兒童當中有3%~9﹪患ADHD，男童罹患比率為女童的3~4倍。成年人有2~4﹪符合ADHD的診斷，男、女的比率差距縮小。在一項針對美國、歐洲及日本的ADHD盛行率調查中發現、約1/3的ADHD患者是成人。 我的父親在我們小時候會帶全家人一起去看電影，這應該是小孩子們最高興的事。有時候小孩子看不懂劇情，或被前排遮住視線，或不專心看電影，想吃東西，有時會想換換位子；我們家是父親帶頭換位子，而且要換好幾次，換到母親生氣了，叫他要換自己去換。在回家的路上，路不直直的走，總要彎來彎去。 有幾個人在講話，他一插進來，他不會接續大家的話題，而是講自己的話題。他不會靜靜的坐下來，總是雙手抱胸，走過來走過去。所以他到顧客的店裡要帳，不敢開口，只是抽煙走來走去，顧客煩了，自然就開口問：「林先生，還欠你多少錢？」
看到你追憶阿公的文章，很感動。 阿公跟我提過起過，他上的是“延平大學”。記得阿公説，當年寒假過後，要返回台北學校，去到嘉義火車站，經人告知，時局太亂，就回家了。 下面是從 Google search “延平大學”的結果。 歷史的足跡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投降，創辦人朱昭陽先生、宋進英先生秉承「生命的意義，不在當大臣，而在培養大臣」的理念，決意返回台灣，以創辦學校作育人才，奉獻桑梓。獲當時知識分子的極力支持，及炭礦界巨擘劉明先生等企業界人士的支助，創立了延平大學。 朱昭陽先生敦請林獻堂為董事長，為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不屈不撓、不貪名利、建設台灣的偉大精神由林獻堂命名為「延平大學」。【創校董事有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杜聰明、吳三連、丘念台、游彌堅等熱心教育人士。】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正式招收學生，因不足三科無法成立大學，故取名為「延平學院」，招收有志攻讀經濟、法律兩科的夜間部學生。 民國三十五年雙十節的夜晚，延平學院假私立開南商工學校操場舉行創校典禮。一千一百多名學生，藉著剔透的晶月隱隱的篩下，在略帶陰沈的灰白燭影搖曳下聆聽朱先生的訓詞：「給這混亂、昏昧的社會提供一線光明，我們要當荒野暗夜中的螢光」。偶而，雲掩嬋娟，初秋仲夜的螢火蟲翩舞在荒蕪漫長的草叢間，在寒風中輕傾而下，要為生命增加自主的深度，要為一切的苦難做見證，台灣人創辦的第一所大學就這樣誕生了。 學生們五十年來受盡異族的壓迫，不得求學上進，而今有此良機能將理想像蓮花一般的開放，也就不覺現實的苦悶了。他們以自由的心靈，自主的風格，自在的心情穿透生命中的千山萬水。他們當中有老師、小學校長、公務員之中級職員，多是已有相當地位之社會人士。校內之秩序都是學生自律、自治，彼此互相約束。他們像苦行僧一般，日日求進，在物質上是很貧乏的，但只要對新回歸祖國之台灣有所貢獻這樣的一個堅強支柱，他們就朝這個方向走了。 延平學院的師資均是一時碩彥，如杜聰明、曹欽源、洪遜欣、張漢裕、林茂生等台大教授，也都懷有使命感，唯恐有負學生求知的熱忱。那種藏於心中的期待與盼望，和夢幻與現實中的異想，對延平學院的師生來說，都充滿了意義。 第一個學期終於順利過去了，卅六年二月初，學校放寒假。廿七日，延平北路查緝私煙的事件發生，撼動台灣社會的「二二八事件」就這樣爆發了。延平學院的學生很多是社會青年，他們不需要學校指導、插手，憑著滿腔愛鄉土、愛國家的熱血，或多或少和台灣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有聯絡。沒過幾天，迸裂出凌空的一聲震撼，軍隊開進學校，假借發現學校藏有武器為由命令停辦。那時代，人頭就如同入秋深林中的葉子一般，風一吹，就落得一地。 風雨中，台灣人的精神支柱傾圮了，延平學院五個多月的蓊鬱榮耀，終僅化作滿身蠱動的創痕、寒噤。沒人敢再提起是延平學院的學生，此後，延平學院像塵埃在時空中消失了、散了。撫思歲月，延平學院幕幕過往履痕，似一則深邃幽邈的古老傳說，縱是日復模糊，亦難褪盡其翩翩風采。 事件後，時局很亂，朱昭陽先生積極奔走復校事宜，但復校並不容易，三十七年九月只好以延平高中補習學校名義先行復校。雖然補校的社會地位低微，但社會評價卻有如延平學院再度開辦一樣，當時師資陣容亦堅強，聘請許多資深知名教授任教，其中包括現任總統李登輝先生。民國四十二年在現今建國南路校地上建校，四十八年中學奉准立案繼續辦理至今。
【聯合晚報╱記者王彩鸝/台北報導】 2010.10.21 03:18 pm 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的前身「延平學院」，是由台灣人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學府，但創校半年就因被控有學生參加228 事件，被當時的警備總部下令停辦。延平學院創辦人朱昭陽已於八年前過世，其子朱耀源也已卸下延平董事一職，離開台灣，復校之路漫漫無期。 據延平中學的校史資料，延平學院於民國36年創辦，創校計畫書以「私立延平大學」為名。創校宗旨提倡「創設一個大學以培養純真而至誠的青年做人民的先鋒，來建設我們新生台灣」。 設校之初以建設台灣最需要的經濟、財政和法律三科為主，先成立四年制的「延平學院」，吸引1000多人就讀，董事會成員包括林獻堂、吳三連、蔡培火等多位台籍菁英，但開辦不到半年，228事件爆發，延平學院停辦。 四年前，朱耀源還發出尋找延平人的超級任務，要找回63年前在延平學院只讀半年書的1000多位校友，他也為復校積極奔走。但後來隨著朱耀源遠走美國，相關計畫沒有下文。 據知情者指出，目前台灣已沒有大學的發展空間，而且辦學要土地、要經費，而政府的賠償辦法最多只賠1200萬元，要辦一所學校，根本不可能。
我的父親就是當年只讀了一個學期的學生之一。